燕雀处堂的意思解释及典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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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雀处堂

拼音: yàn què chǔ táng

频率: 常用

年代: 古代

词性: 贬义词

结构: 主谓式

解释: 比喻大祸临头而自己不知道。

语法: 作谓语、定语；指不知大祸临头。

典故出处: 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113回：“民有菜色，所谓‘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焚’者也。"

成语示例: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3回：“若不思患预防，宁非～，不知栋梁焚之祸烈乎！"

英文翻译: living in a fool‘s paradise

燕雀处堂的意思解释及典故

燕雀处室的寓意？

比喻生活安定而失去警惕性。

也比喻大祸临头而自己不知道。

同“燕雀处堂”。

不知大厦之将焚的意思是什么?“燕雀处堂， –？

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焚 ：喻处境危险而不自知。

出处

《三国演义》一一三回：“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所谓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焚者也。”

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所谓‘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焚’者也。”是什么意思？

进入其朝廷，听不到直言劝诫；进入民间，看到的是百姓不得温饱。这就是所谓燕雀在楼上筑窝，却看不到这大厦快要化为灰烬了。

意思是蜀国已经很危险了，而朝野都没有觉察。

燕雀处堂什么动物？

燕雀处堂，读音yàn què chǔ táng，是一个成语，意思是燕雀住在堂上，比喻生活安定而失去警惕性，也比喻大祸临头而自己不知道。

出自《孔丛子·论势》：“燕雀处屋，子母安哺，煦煦焉其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炎上，栋宇将焚，燕雀颜色不变，不知祸之将及也。

”

雀巢是什么梗？

燕子和麻雀在堂上筑巢，自以为十分安全，房子着火了，燕子和麻雀仍然在窝里作乐，不知道大祸临头（见于《孔丛子 论势》）也叫做燕雀处堂。摘自《现代汉语词典》

成语词目：

燕雀处堂

发音：

yàn què chǔ táng

解释：

处：居住；堂：堂屋。燕雀住在堂上。比喻生活安定而失去警惕性。也比喻大祸临头而自己不知道。

出处：

《孔丛子·论势》：“燕雀处屋，子母安哺，煦煦焉其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炎上，栋宇将焚，燕雀颜色不变，不知祸之将及也。” 近义词 燕雀处屋，燕雀巢堂

网庙十哲什么意思？

杨广，东征高句丽输成什么样子了，谈何千古一帝，国内起义遍布全国，要知道隋文帝留下的可不是什么烂摊子，而是一个富裕的国家，而且军事力量也不弱，结果在杨广手里十四年就没有了，就算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君主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

再说他那个京杭大运河，在十三世纪末元朝定都北京后，为了使南北相连，不再绕道洛阳，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元朝花了10年时间，先后开挖了“洛州河”和“会通河”，把天津至江苏清江之间的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清江以南接邗沟和江南运河，直达杭州。而北京与天津之间，原有运河已废，又新修“通惠河”。

这样，新的京杭大运河比绕道洛阳的隋唐大运河缩短了九百多公里，也就是说后人就算因为这条运河受惠，基本上跟隋朝的那一条大运河关系不太大，自然也就没有功在千秋一说，也就一个不完善的科举考试还凑合，但是离千古一帝差的太远了。

关于科举制我多说一点，历史学家何忠礼否认隋代有进士和进士科之说，理由有二：一是遍考《隋书》和隋代文献，虽然记载了开皇和大业中所举的众多科名，却未见进士科之名，也未见进士科考试之实；二是在唐、五代文献中所载隋进士有房玄龄、温彦博、侯君素、孙伏枷、张损之、杨篡等6人，可是经过考证，除杨纂的进士身份，因文献阙如，无从查考外，其余5人不是查无实据，就是以时制比附古制，将隋代以秀才、明经科察举为官，比附成进士科登第，唐代虽有进士科开创于隋的记载，但也有进士科开创于唐的记载，所以他认为隋代实行的仍是察举制，进士科也起源于唐。

而且就算是起源于隋朝，也是隋文帝那时候就开始了，开皇十八年（589年）隋文帝诏诸州举贡士人按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分别荐进，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诏令荐人，分为十科。大业五年（609年）又诏诸州荐人，分为四科。隋代尚没有自请投靠的办法。虽然又说法说“炀帝始置进士之科”隋代“置进士、明经二科”。但根据史料诏隋文帝、隋炀帝诏书记载的隋文帝的二科、隋炀帝的十科、四科中都没有进士、明经的科目。至于分科举荐的办法也不始于隋。两汉的察举已经实施分科、策试。何况，即使隋代真出现了相当于进士的科目，也不能说这就是科举制度。

因为，同之前的选官制度比较，科举制度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一、投牒自应，读书人都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非要先由官吏推荐；二、考试定期举行；三、严格考试。而隋代选官制度则不具备上述三个特点。隋文帝、隋炀帝的诏书都表明，参加选官的士人仍然必须先得到高官的举荐，制度上并没有给予他们投牒自应的权利。隋代分科选举共三次，都是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没有定期举行的制度规定，真正意义上完成还是在唐朝。

郭嘉，这个人被吹得虚高，虽然此人不是废物，但是什么郭嘉不死之类的纯属胡扯，大的局势很难为某一个人改变，魏国前期真正意义上最优秀的谋士，战术大师荀攸、战略大家荀彧、策略宗师贾诩，只要了解过官渡之战过程的，都会知道这三位的重要性，荀攸是参谋长，荀彧镇守后方，贾诩一般情况下不说话，但是一旦发言都是重中之重，郭嘉只能说是曹操众多参谋当中的一个，但不是最优秀的哪一档，不过也没有必要说他是水货什么的，本事还是有，曹操对他的评价并不算低，但捧太高没有意义。

至于说崇祯皇帝这个问题，就提两个人，就知道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孙传庭和王洽。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朝廷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随后升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兵部侍郎张凤翔“进言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崇祯帝不从。

孙传庭不欲仓促出战，可是在朝廷的催逼下，传庭不得已在八月亲率白广恩、高杰等部10万人出师潼关，同时檄左良玉西上，总兵陈永福、秦翼明分别将河南与四川兵互为犄角。九月，孙传庭在汝州兵败，李自成一日内追杀四百里地，直撵孟津，明军四万余人战死，损失大量兵器辎重。

孙传庭时年五十一岁同年，李自成攻破西安。孙夫人张氏率孙家二女三妾投井自杀，年仅八岁的幺子孙世宁被一老翁收养。然而崇祯帝却认为他诈死潜逃，事后没有给予赠荫，至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才追谥为忠靖。

崇祯二年十月，大清军队由大安口攻入，都城戒备森严。王洽急调四方军队入京护卫，督师袁崇焕、巡抚解经传、总兵官祖大寿等人先后到达，却不能抵挡敌军，大清军队于是深入。皇帝十分担忧，十一月召大臣们应对。侍郎周延儒言：“王洽的防御之事做得不好，不服从朝廷调度。”检讨项煜也这么说，并且道：“世宗斩了一个丁汝夔（嘉靖时期的一位兵部尚书），将士就震恐惊慌，强敌连夜逃走。”皇帝同意，于是把王洽下狱。第二年四月，王洽最终在狱中病死。不久论罪，又处以死刑。

至于说冉闵，所谓的华夏拯救者不知道从那里看得出来，东晋王朝这个汉人的朝廷不是在哪里立着的吗？而且，真以为冉闵只杀胡人不杀汉人？冉闵在对东晋的战争当中可是丝毫没有留情。

《晋书-载记六》：【八月，庾亮镇武昌，卒使毛宝、樊峻戍邾城。赵王虎恶之，以夔安为大都督，帅石鉴、石闵（石虎赐姓）、李农、张貉、李菟等五将军、兵五万人寇荆、扬北鄙，二万骑攻邾城。毛宝求救于庾亮，亮以城固，不时遣兵。九月，石闵败晋兵于沔阴，杀将军蔡怀；夔安、李农陷沔南；硃保败晋兵于白石，杀郑豹等五将军；张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宝、樊峻突围出走，赴江溺死。】

还有杀胡令，在《资治通鉴卷九十八》和同书《卷九十九》中都有详细叙述，有两点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杀胡令颁行时，冉闵的身份是【后赵大将军，武德王，石虎义孙】。冉闵即使已经独立出来了，依然没有觉得给石虎这样的胡人当孙子有什么不妥，即使是出于政治考量，也不必非要把石虎义孙弄出来吧。

第二点，杀胡令本身针对的是“内外六夷”。也确有造成羯族灭族的记载。但是《晋书》和《资治通鉴》都记载了，杀胡令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各地响应杀胡令所杀的人中多半是长了大鼻子大胡须的汉人。《晋书》记载【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

可见，杀胡令在杀死大量胡人的同时杀死了几乎相同数量的汉人。并不是有选择地只杀胡人，或者多杀胡人少杀汉人。如果要说它“起到了保护汉人的作用”，完全就是胡扯了。

同样还是在《资治通鉴》卷九十八和卷九十九里的记载，公元350年冉闵带十万大军攻襄国，任命自己的儿子冉胤为大单于，【以降胡一千配为麾下】。光禄大夫韦謏（xiao）上书劝谏，言说胡兵将来难保不会出事，单于这样的胡人的名号也应该去了。冉闵大怒，为了安抚招纳胡人，把韦謏肢解，同处死的还有韦謏的儿子，冉闵至少是一个在汉人和胡人之间摇摆的人，所以冉闵的问题可以直接终结了，相比之下，祖逖的北伐才是主动地有意识地以民族大义为旗帜的。

至于说帝辛，这哥们确实需要翻案，但是吧，不是这么个翻案法，这个提高女性地位，至少是从商王武丁时期就开始了，出土的大量甲骨文表明，在武丁对周边方国、部族的一系列战争中，妇好多次受命代商王征集兵员，屡任军将征战沙场。

曾统兵1.3万人攻羌方，俘获大批羌人，成为武丁时一次征战率兵最多的将领。参加并指挥对土方、巴方、夷方等重大作战，著名将领沚、侯告等常在其麾下，妇好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类祭典，又任占卜之官，为武丁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商朝女性的地位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提高了。

废除奴隶制和人殉葬这个还有争议，因为在春秋时期依然非常盛行，楚国文化就把比较接近于商朝文化，这也是他们和周朝一直不对付的原因，但是楚国在这两方面也没有说完全就没有了。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帝辛承继了帝乙的战功，最终平定了夷方（据叔向语），并获得大批俘虏（据苌所引《大誓》），这些战争虽有其掠夺性的一面，但对先进的中原文化向淮河、长江流域的传播（郭主张帝辛所征夷方位于南方淮水流域一带）以及奠定中国统一的规模，都起了一定作用。同时，《中国史稿》也承认这些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总体看，帝辛时期战争频仍，商虽大多取得了胜利，达到了预期目的，也传播了文化，但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不利影响，不过帝辛也没此前主流印象上那么不堪就是了。

说真的这些人洗都不会洗，比如说那个酒池肉林，我来亲自试着洗一波，纣王设炮烙之刑，建千尺之楼，屠忠臣害良将，不敬先祖，听信妇人之谗言，最后纣王亡国身死为天下弃。

炮烙之刑早在帝辛之前时便有了不过是个当时常见的酷刑，古之千尺算他是20厘米一尺也足有两百米高，三四千多年前的纣王有这个本事吗，纣王不用活人祭祀先祖我觉得也很好阿，至于比干是没有剜心那件事的，而且酒池肉林比现在的炫富还差得太远了。

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周文王、孔子都是大酒量，为什么单单批判商纣王爱好饮酒呢？ 武丁也听信妇人之言，咋就没亡国。你要把他和那些能人的问题合为一谈，这样才能以成者王侯败者寇来洗白他，尬洗没有技术含量。

再来点名人评价，端木赐也就是子贡曾言，【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语出《论语·子张十九》，这一下子，纣王的形象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至于说魏忠贤，这个就很搞笑了，【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民间偶有言语触犯了魏忠贤，便被捉拿杀戮，甚至被剥皮、割舌，被杀者是数可胜数，人们路上相遇，只能以目传意，不敢言语，造反是迟早的事情。

【浙江巡抚潘汝桢奏请为忠贤建祠。仓场总督薛贞言草场火，以忠贤救，得无害。于是颂功德者相继，诸祠皆自此始矣。】

浙江巡抚潘汝桢奏请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仓场的总督薛贞说草场失火，赖有魏忠贤在，得以无害。于是为他歌功颂德的人相继不断，各地祠堂都从此开始兴建，这种国家真的可以长期存在吗？

此外，他的同党全部坐镇蓟、辽，以及山西宣府、大同各险要之地。总兵梁柱朝、杨国栋等人每年都向他奉献名马以及珍玩之物，从不间断，大明朝工资并不高，这些东西怎么来？只能是通过非法途径得到了。

【因遍赉诸廷臣。用呈秀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独绌崇焕功不录。时鹏翼、良栋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良卿至代天子飨南北郊，祭太庙。于是天下皆疑忠贤窃神器矣。】

这个时候已经是天启七年了，袁崇焕已经先后在宁锦击败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但是宁锦之战后，满桂、赵率教等人都得到了应有的赏赐，但袁崇焕却因为魏忠贤，论功行赏时只给增加一级官阶。尚书霍维华为此感到不平，上疏乞求辞去荫袭子孙的赏赐，但魏忠贤不许。七月，袁崇焕辞官回乡。

所以说魏忠贤到底是做了什么大好事，会让人产生错觉呢？就算袁崇焕再怎么样，刚打了胜仗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啊，真的会有很多正直人士给他卖命吗？

李鸿章这个人也是争议人物，说他是个缝补匠也不能说他错了，但是缝补匠有手艺好的和手艺坏的，确实有很多丧权辱国签条约他不全部背锅，毕竟很多不是他签就是换一个人而已的问题，可还有其它条约在呢，他的锅不少，从照片来看他成了中堂以后也确实没长胖，但也难说这个缝补匠非常出色。

中法战争没有很多地方宣传的那样，清军取得了胜利，实际上镇南关以后清军还是无法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李鸿章和法国签的那个暂时不作为他的黑点。

1896年谈判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

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导致整个东北沦为沙俄势力范围。

《中俄密约》时，为使李鸿章放弃清政府自造铁路的方针，沙皇批准，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虽然后来李鸿章没拿到那么多钱，不过这个性质已经很恶劣了，国家大事岂是几百万卢布可以收买的？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政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次，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李鸿章在对日方面，表现实在是不佳。

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1876年（光绪二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

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还有新疆的问题，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湖南巡抚王文韶主张塞防。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指出，不收复新疆，陕甘清军便会被长期牵制，不仅不能裁减兵饷、助益海防，而且【“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但后来左宗棠还是得到了朝廷的信任，成功的收复新疆。

当然了，李鸿章也不是废物，组建淮军、在镇压天国中出力、平定捻军等，但是说他是晚清诸葛亮完全不合适。

然后先说刘禅和李建成，赵括留些篇幅细说。

《三国志-后主传》：【后主举家东迁，既至洛阳，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临轩，使太常嘉命刘禅为安乐县公。于戏，其进听朕命！】

《晋书-文帝纪》：【二年春二月甲辰，朐县献灵龟，归于相府。夏四月，孙皓使纪陟来聘，且献方物。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悬，位在燕王上。进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王女王孙爵命之号皆如帝者之仪。】

《汉晋春秋-卷二》：【封禅为安乐公。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郃正闻之，求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西，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对如前，王曰：“何乃似郃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

刘禅是景元五年三月（264年3月）去的洛阳受封安乐公，然后就在当年参加的这个宴会，而咸熙二年五月（265年5月）司马昭还活得好好的，所以说笑杀司马昭这一说完全不可能成立。

还有人拿刘禅几十年没出乱子来吹他，实际上是选择性视而不见，从两个方面来看，刘禅的内政打理是不合格的。

从《三国志-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就可以知道，诸葛亮去世以后，南蛮不止一次叛乱，李恢和马忠都去平过叛乱，还有在《出师表》里提到的向宠，也在其中一次平南蛮的战役中阵亡。

《汉晋春秋-卷二》：【孙休时，薛珝为五官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喑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孙休刚上位时候还有权臣，所以这个对话应该是在自己掌握权力以后，也就是不晚于258年，季汉出现了出现民有菜色的情况，诸葛亮时期可是很不错的【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还有李建成，这个人被很多地方写成如何如何，但是就算史书被更改，也不可能一点点痕迹都不留下来，比如尉迟恭那一句【有死士三百】，一下子就暴露了他们也是早就有安排了，但是不管是新旧《唐书》，还是李渊时期就修订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你找不到李建成已知的功劳外，还有什么大功劳的痕迹，平定山东什么的，镇守边关防备突厥可能入侵什么的，就在人家李建成的传记里写得清清楚楚，一点也没有抹杀。

而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秦琼、尉迟恭这些人，为什么会愿意跟着李世民呢？而且秦琼一投奔过来就直接安排在李世民手下，这话明李世民本来就是一直在作战的统帅，所以这些人都给他，如果李建成是一直以来的统兵元帅，为啥就没见过安排绝世名将到他那去？

甚至李世民打王世充还借用了李建成的部将薛万彻和薛万均，这足以说明李世民统帅地位的稳固和常态性，大家都习惯了就是他挂帅，所以他调人没有任何阻碍。做个假设，李世民和李建成是一样的，都是统帅位置，李世民调薛家兄弟有那么容易吗？看看李建成调李世民的人，直接就催生了玄武门之变。

最后的篇幅留给赵括，这是一位被吹疯了的名将，什么和白起一比一战损诸如此类，还有什么打得秦军损失过半之类的。

这个地方其实有两个误区存在，第一个是作战人数的问题，战国时期动辄数十万的出动，实际上并不完全是作战人员，一般是把后勤人员加在一起的。

《孙子兵法-用间篇》：【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梦溪笔谈-官政一》：【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復加矣。放回运人，须有援卒。缘运行死亡疾病，人数稍减，且以所减之食，準援卒所费。运粮之法，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

其间队长不负，樵汲减半，所余皆均在众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负之米，又以均之。则人所负，常不啻六斗矣。故军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饷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运之，则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比之人远，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半。】

沈括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三个人供一个士卒吃用，已为最大极限。如果兴兵十万人，管护辎重的有三分之一，能够战斗的士兵只有七万人，而运粮的民夫要用三十万人，此外很难再增人了。放回运夫要有兵卒护援，由于路途中死亡疾病，人数会不断减少，而那些省下来的粮食，以备护援兵卒吃用。运粮的制度，每人平均以六斗计算，这是个总计方法。

其中队长不背东西，打柴汲水的人背负减半，多出斤重部分平摊给众民夫，更有死亡疾病不能背米的，他们应负的重量，又平均分摊，那么每个人所负的重量，常常不止六斗的重量。因此军中不容许多余的饭口，一个多余的人吃饭，就要两三个人供应他，还有可能供不够。

如果以牲畜运粮，骆驼可以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相比于以人运粮，虽然负多费少，但如果不按时喂草，牲畜多会死亡，一个牲口死掉，它驮负的粮食也得扔掉，相比用人背扛，有利有弊，利害均半。

所以这个问题很明确了，以赵国四十五万人计算，理论上的最多作战人数，也就是说上限不会超过12万的样子，这只是理论上的数字，正如沈括说的，实际操作当中发现，理论上可以供给十万军队的三十万，真正到用的时候只能补给七万人。

所以长平之战双方真正参与搏杀的军队都应该是十多万人，所以白起那些五千人、两万五千人的调度都如此有效，如果真是几十万大军，五千人凑个整数一万人总可以吧，这说明确实没有那么大的规模，任何一块的用兵都要仔细计算，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赵军那么多人没有进行反抗，原因就是大多数人都不是战士。

第二个误区就是秦军的伤亡情况，秦军并非是和赵括作战就伤亡过半。

《史记-白起列传》;【其九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是时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

武安君言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

白起提到了”今“这个字眼，他的意思是现在的情况，虽然我们已经击破了长平的敌军，但是打到现在已经伤亡过半了，要知道长平之战打了很长时间，与赵括交战死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加上此前和廉颇作战阵亡的，以及后面两次打邯郸失利的，加起来达到了伤亡过半的情况。

【四十八年十月，秦复定上党郡。秦分军为二：王龁攻皮牢，拔之；司马梗定太原……正月，皆罢兵。】

秦昭王四十八年九月长平之战结束，接着秦军连续作战四个月，一直到第二年的正月才停下来，这是一支被重创的军团吗？而且白起还对这次罢兵非常不高兴，直接和劝谏的范睢撕破了脸。要知道后面秦昭王多次请白起出山，说明白起不是那种有个多少万大军就敢随便骚操作的人。

还有就是关于几十万人没有乱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复原一下战场。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括既代廉颇，悉更约束，易置军吏。秦将白起闻之，纵奇兵，详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士卒离心。四十馀日，军饿，赵括出锐卒自博战，秦军射杀赵括。】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详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後，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

赵括到了以后，马上换掉了廉颇原来任用的将领，所以赵括在后面带兵的时候指挥比较顺畅，在内部没有什么阻力，然后赵括一到前线就发动了总攻，而且采用的是最原始的一拥而上。

两万五千人拿下了赵国在长平修筑的阵地，断绝了赵军的后路，王龁真的要吐血了，老子打了那么久没有拿下来的壁垒，现在如此轻易被拿下。但这个问题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防守力量不足，那么为什么会防守力量不足，自然是野战力量被赵括带出去冲锋了。

与此同时白起佯败诱敌，让赵军从野战变为攻坚战，再出动一部分精锐侧击赵军，赵军很明显没有任何的防备，交战不利只能就地坚守，但是白起还有五千人马穿插进入赵军当中，赵国军队被迫一分为二，这也说明赵国不可能四十多万全是野战部队，所以十万出头的作战部队，三十几万民夫更符合赵国的实际情况。

从上述表现来看，赵括他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类似于b站弹幕那种情况，看起来很有点道理，实际上经不起考验。赵括遇到的问题，在他同时代可以看到的兵书当中都有解决方案。

《六韬-豹韬-敌武》：【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卒遇敌人，甚众且武，武车骁骑，绕我左右，吾三军皆震，走不可止，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谓之‘败兵’。善者以胜，不善者以亡。”

武王曰：“为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强弩，武车骁骑，为之左右，常去前后三里，敌人逐我，发我车骑，冲其左右，如此，则敌人扰乱，吾走者自止。”

武王曰：“敌人与我，车骑相当，敌众我少，敌强我弱，其来整治精锐，吾陈不敢当，为之奈何？”

太公曰：“先我材士强弩，伏于左右，车骑坚阵而处，敌人过我伏兵，积弩射其左右，车骑锐兵，疾击其军、或击其前，或击其后，敌人虽众，其将必走。”武王曰：“善哉！”】

这是不是很熟悉，就是赵括深入秦军地界的剧情啊，然后一系列情况不都是赵括遇到的吗？只不过还发生的情况没有文章当中说的那么严重，这已经有预备队的影子了。

《孙膑兵法-八阵》：【用阵三分，诲阵有锋，诲锋有后，皆侍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敌弱以乱，先其选卒以乘之。敌强以治，先其下卒以诱之。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一在于后。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

这是孙膑曾提出的军事思想，主张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作前锋与敌交战，以三分之二的兵力作后队待令而动。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关于预备队的理论，到这个时候就不应该一次性全部投入了。白起用兵也是如此，先动用一部分诱敌，到达目的地以后再出其他部队，始终不把全部兵力放进一个篮子里，可以说白起和孙膑在这方面属于是英雄所见略同。

而且白起诱敌到本阵以后，似乎就是用的，id周武王哪位说的情况，只不过把这种被承受情况变成了让对方承受的情况，这就跟出考题一样，不排除是在试探赵括的能耐，但是此前成绩优异的赵同学没有通过这次考试。

还有哪个马服子，很多人拿诸子百家来套。

《战国策-赵策三》：【冯忌对曰：“不可。夫以秦将武安君公孙起乘七胜之威，而与马服之子战于长平之下，大败赵师，因以其余兵围邯郸之城。】

所以说马服子就是马服之子的一种简化的说法，类似司马相如被称为马相如，并不是什么诸子百家里面的，庞涓也被称为庞子，结果实战也不牛逼，很多战记找不到原文记载。

还有赵括他妈妈那件事，大概率是有的。

《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号曰马服君，子孙因为氏。】

也就是说赵家人出了这么大的祸患，没有受到赵王的追责，但还是改了姓氏，说明问题很大但又不能处理他们。这个赵王也不是什么特别贤明的君主，可他也没有迁怒于赵家人，说明赵家人确实是有言在先，可能不是赵括的妈妈，但是赵家肯定发表了相关言论，司马迁安排他妈妈作为在史书上把这个话叙述出来的人。

还有一部分意见认为司马迁故意不把真是的历史写出来，确实《史记》有诸多问题，但是唯独这一段历史不会乱写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後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於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

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於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司马迁的先人从司马错、司马靳都在秦国为将，司马勒直接就参加了长平之战，此外，这个司马勒就是死在秦国手上，所以司马迁作为后人写出来的东西大致上是可靠的，而且司马勒就死在秦国手上，故而司马迁不会愿意偏袒秦国，他正好处在一个较好的较好的角度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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