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用裕民的意思解释及典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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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用裕民

拼音: jié yòng yù mín

频率: 生僻

年代: 古代

词性: 中性词

结构: 联合式

解释: 节：节制，减省；裕：富饶。节约用度，使人民富裕。

语法: 作谓语；指节约用度，使人民富裕。

典故出处: 战国·赵·荀况《荀子·富国》：“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

成语示例:

英文翻译: cut down annual expenditures in order to enrich the people

节用裕民的意思解释及典故

裕同拼音？

裕同拼音写法是裕yù四声，同tóng二声！

裕，拼音：yù

意思：1、丰富，宽绰：宽裕。富裕。充裕。节用裕民。2、从容，不紧张费力：应付裕如。3、姓。

同，读音1：tóng  ①一样，没有差异；相同。同侪（同辈）。同庚（同岁）。同年。同胞。同人。同仁（同人）。同仇敌忾。同工异曲。同室操戈。情同手足。

②共，在一起（从事）：共同。同学。同步。殊途同归。同舟共济。

③ 和，跟：同流合污。④姓。

裕豊什么意思？

裕基本解释：

1、丰富，宽绰：宽裕。富裕。充裕。节用裕民。

2、从容，不紧张费力：应付裕如。

3、姓。

基本信息：

拼音：yù

部首：衤，四角码：38268，仓颉：lcor

86五笔：puwk，98五笔：puw，k郑码：WTOJ

统一码：88D5，总笔画数：12

扩展资料：

相关组词：

1、充裕[chōng yù]

充足有余；宽裕：经济充裕。他有充裕的时间备课。

2、余裕[yú yù]

富裕：余裕的时间。余裕的精力。

3、裕如[yù rú]

形容从容不费力：应付裕如。

4、优裕[yōu yù]

富裕；充足：生活优裕。

5、雅裕[yǎ yù]

谓举止文雅，为人宽厚。

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小故事？

勤俭节约小故事：

理学家朱熹历仕四朝却一生淡泊名利，安守清贫。一次，他去看望女儿女婿，未料女婿不在家，女儿留他吃午饭。因家中贫困，女儿只端出几碗大麦饭和一碗葱汤，对父亲很是愧疚。朱熹却不以为意，开开心心地吃了，并告诉女儿俭朴度日本是我们的良好家风，对于饮食，不要计较多少和好坏。

吃完饭后，他还题了一首诗：“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

女婿回来后，对岳父的俭朴之风与仁爱之心大为感动，便将此诗作为家训，于书房悬挂。

史学家司马光的一生也十分俭朴，并把节俭作为教子成才的重要内容。古代家训中的名篇《训俭示康》便是他结合自身经历与认识所作。在文中，他自述“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并教育儿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在他的熏陶下，司马康以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受后世称赞。

在清代学者金缨编著的《格言联璧》中的“持躬”章节里，也阐明了“俭”与“侈”对一个人修身养性的影响：“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节俭就会有节制，有节制则百善都会兴起；奢侈就会放肆，放肆则百恶都会跟从。

节用裕民、俭以养德。今天，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艰苦奋斗历程，但戒奢以俭的道理并未过时。我们要继续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自觉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让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风尚继续引领我们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以节俭淡化物欲的事例？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往今来，多少名人用实际行动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树立了榜样，让我们重温那些厉行勤俭的故事，传承这一美好德行。

勤俭节约是党的优良传统

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建设时期，毛泽东都是勤俭节约的典范。

毛泽东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员，从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终身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他的饮食可谓简单随意，一日两餐或三餐，粗茶淡饭，不吃山珍海味。吃饭时不小心掉到桌面上的饭粒，他都一粒粒夹起，送到口中，从不浪费。

他常说：“我们国家还不富裕，人民群众生活还有一些困难，我吃那么好，心里不安呀。我吃的饭菜很好了，什么时候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吃上四菜一汤，那该多好。”他的衣服鞋帽，许多都是补了又补，一件睡衣打了73个补丁，一条毛巾被也打了54个补丁。

厉行勤俭节约，周恩来总理也是榜样。他的饮食同样清淡，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每次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把菜叶吃掉。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也要马上捡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勤俭节约的思想与风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披荆斩棘，最终带领人民战胜贫穷、走向富裕。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崇俭戒奢、勤俭节约之传统美德在我国历史悠久，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诸子就倡导勤俭节约。

《左传·庄公二十四年》有“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墨子》提到“俭节则昌，淫佚则亡”，《韩非子》说“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荀子·天论》讲“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

在古代，勤俭节约常与社稷兴衰相联系。据《二十四史·晋书》，晋武帝时曾任御史中丞的傅玄看到时俗非常奢侈，便上书朝廷说，粮食和绢帛的生产很不容易，人们不注意节约，必然会出现断粮缺绢的时候。傅玄还表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到了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唐代，勤俭节约的观念依然受到提倡。李绅从“四海无闲田”的丰收景象里看到“农夫犹饿死”的残酷现实；将“盘中餐”的粒粒粮食与农民在烈日之下的汗水联系在一起，凝成了“粒粒皆辛苦”的名句，使那些不知珍惜粮食的人受到教育。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在《咏史》中告诫当朝者应勤俭爱民。诗人纵贯历史长河，从前贤治国理家事件中，得出经验教训：勤俭节约与奢侈浪费为家国兴亡之关键。

勤俭节约的良好家风代代相传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不少文人墨客将勤俭节约融入到家风家教当中。

与节字同音开头的四字祝福词？

节用裕民 ，节哀顺变， 节中长节 ，节外生枝， 节上生枝， 节衣缩食， 节衣素食， 节用爱民！

节俭躬行，节能降耗，节节高升，

节用爱人，节衣缩食、节哀顺变、节外生枝、节变岁移、节俭躬行、节中长节、节俭力行、节节败退、节用爱人、节制之师、节威反文、节用爱民、节用厚生。

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历史特征？

在研究中国古代王朝的发展和更替时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凡是强盛和开明的王朝，基本上都是重视“以民为本”的，文帝景帝时的“文景之治”，隋文帝时的“开皇之治”，李世民时的“贞观之治”，李隆基前期的“开元之治”等，都是重视惠民政策，关注民生状况的。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比较明确的民本观念。《尚书》所坚持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孟子在总结国家兴亡的经验时分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于是，孟子得出儒家治国的基本理念，他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离娄上》）这是先秦诸子最为明确的关于治国的基本要领。

这一“民贵君轻”的理念影响了中国古代长时期的治国方略，成了历代明智君王管理国家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而这一原则到了唐代，便演化为魏征、李世民关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民关系理论，是形象而深刻地阐明了“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

其实，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很早就知道国家治理必须以富民为本，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在论述国家治理方略时就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在那么早的时期就明确提出治国必先富民的治理理念，这是很难得的。

儒家的创立者孔子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的继承者荀子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荀子把统治者的节用并使民富裕看成是强国之道。汉代诸侯王刘安在其所主编的《淮南子》中也说得很明确：“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显然，“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成了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的治理之道，一般来说，开明君王都能依照“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原则来治理国家。在中国古代，欲富国强国，必先富民，这成了贤明君王的治国首要策略。

中国历史上那些励精图治、去奢倡俭的帝王都是很重视“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原则。汉朝刚建立时，汉高祖刘邦注重减轻田租、豁免徭役、释放奴婢，让士兵复员，施行与民休息的管理策略。

之后，从汉文帝到汉景帝，都倡导清明俭朴的作风，不断减轻赋税和徭役，发展农业生产，改善民众生活。

汉武帝统治的前期，大兴水利、移民屯耕、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西汉初年实行“十五税一”的低税率，而到了汉代强盛时，更是降为“三十税一”，惠民政策非常显著。

第二，中国古代治理之道重视儒、道、法的结合。

中国古代的治理理念受先秦诸子各学派的影响，先秦的各家学说对于古代管理者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春秋末战国初，中国学术界进入了“百家争鸣”的重要时期，当时，出现了各种学派，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纵横家、兵家和阴阳家等，这些学派的学术思想都探讨过治理之道，其思想观点对当时及以后的政治家们的影响是比较深刻的。

有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管理国家的理念是“儒道结合”，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管理国家的理念是“儒法互补”，其实，应该承认，先秦各家学说对治理理念都有影响，儒、道、法、墨、兵和纵横家等，都在古代治理理论的发展中留下了思想烙印，但是，影响最大的当是儒家、道家和法家，“儒道法结合”成了中国古代治理之道的一个明显特点。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道家和法家是最具有鲜明的学术思想特色的，如孔子、孟子、荀子等的儒家思想；老子、庄子等的道家思想（后来的《淮南鸿烈》也继承了道家思想），管仲、商鞅、慎到和韩非等的法家思想，都很注重对于治理之道的探索，并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治理思想。比如，儒家强调推行“仁政”，采用“德治”方法；道家强调“人君南面之术”和“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法家强调“法”“术”“势”结合的治理观念。

儒家把政治管理与伦理规范结合在一起，执着于推行“仁政”，主张“以德治国”“以礼治国”。

孔子提出了“内仁外礼”的理论观点，把修养与治理统一起来，主张在人的内心修养“仁爱”，让人在行为上遵守礼仪。孔子把治理之道的根本在于“克己复礼为仁”。在儒家学者看来，若人人都能修仁尊礼，“德治”就能得到彻底实行，国家就能得到很好治理，“仁政”也就能够顺利实现。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把儒家的治理理论继续发展。首先，他把修养方式发展为在内心注重养“浩然之气”，主张“人性本善”，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主张通过教育和感化，使人知悟善心，以守持仁义之道。梁启超曾指出：“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确实，孟子的治国理论便是主张通过教育和修养，让人悟到仁义，内养“浩然之气”，外遵礼仪之道，以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长幼尊卑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使统治者能巩固其统治秩序。其次，孟子的修养之道被后世儒家发展为“内圣外王”学说，这一学说主张通过加强内心的道德修养，提高仁义德性，并通过修身养性，推行至治国理政的行为中，即由修身齐家延伸至治国平天下。

荀子与孟子不同，从另一个方面来阐述儒家的“仁政”学说。首先，荀子主张“人性本恶”，认为要通过教育、规范来使人去“恶”悟“善”，从而知仁义；其次，荀子在《大略》和《君道》等篇章中，专门阐述了“帝王之术”，提出了“隆礼重法”的观点，荀子认为：“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荀子·大略》）他主张把“礼治”与“法治”统一起来，强调君王要崇尚礼义尊重圣贤，并把法治与爱民结合起来，使民遵守礼制。再次，在“内圣外王”之道中，荀子更重视对于“外王”的阐述，重视对于“外王”理论在经世致用方面的体现。

《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这说的就是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也是所谓的“黄老之术”。

这“黄老之术”在汉初的政治实践中取得成功的应用，汉初的几位帝王以“黄老之术”作为治国的谋略，出现了“文景之治”，后代的政治家对于“黄老之术”还是比较重视的。

其实，“黄老之术”在治理上是吸取了先秦道家的理论实质的。

首先，道家理论的第一个原则是“顺其自然”，而转化至治理方法上就变为“无为而治”。也就是说，君王治国要管得越少越好，若管得越细，将会越糟糕，会制约民众的创造力；其次，道家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以柔克刚”。

也就是说，在治理谋略上，不主张以硬碰硬，不能逆势而行，不能背道而驰，而是要善于借势发挥，顺势而行，而顺势最有效的方式就以柔克刚，以雌应雄，以退为进，以柔弱胜刚强等。其实，这是道家学说被应用到政治谋略方面的非常厉害的政治权术。老子的帝王之术，就是非常重视讲究谋略，其基本原则就是以柔弱胜刚强。

中国古代治理的主要阶段？

以民为本

古者有“四民”，分别是士民、商民、农民、工民，《春秋公羊传》解释他们的区别：“德能居位曰士；辟土植谷曰农；巧心劳手成器物曰工；通财货曰商。”从职业划分可以看出，民是社会物质生产的承担者。没有民，社会存在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同时，民还是国家赋税的提供者和国家军队的来源，没有民国家不复存在。

所以，从很早开始，统治者就意识到了民的重要性。《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经历了夏、商、周的政权兴替，尤其经历了春秋战国时大批诸侯国的兴起与衰亡，人们对君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虽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更明白人民对政权的存亡也有制约作用，明白“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的道理，所以也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历代统治者都深知，国家政权要实现稳定，人民的生活必须富裕安康， 如管仲所说： “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 民贫则难治也。” 话说得虽直白，却是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所以孔子也说：“百姓足， 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则说：“足国之道， 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刘安在《淮南子》中就此总结道：“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历代以来，凡想有所作为的帝王都深谙“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的道理，其在位时都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强国富民。汉朝初年， 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立即减轻田租、豁免徭役、复员士兵、释放奴婢、鼓励生育、与民休息。汉武帝时又大兴水利、移民屯耕、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唐朝初年，唐太宗、唐玄宗积极发展经济，开辟土地、推广水利技术、发展手工业，使经济达到新的繁荣，杜甫写诗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富民离不开利民、惠民，要让经济繁荣的成果惠及百姓生活。西汉初年一直实行“十五税一”的低税率，后来更降为“三十税一”， 唐朝初年强调税收政策的公平与合理，通过“检田括户”等政策打击豪强地主偷逃税收的行为，减轻广大百姓的负担。清朝中期出现了“康乾盛世”，其间五次大规模蠲免全国钱粮赋税。

“以民为本”几乎成为中国历代以来统治者治理国家共同坚守的基本指导思想，除了富民、利民、惠民，还强调顺民、敬民、护民、恤民。虽然很多时候其出发点或许只是为了借此来巩固帝王的统治地位，但相关思想和国家治理理念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实践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法互补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法家更专注治国之道的探索，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治国思想，其中儒家更强调民意，而法家更强调效率。

儒家强调仁政，强调以德治国、以礼治国。孔子提出了天命观，主张“知天命、畏天命、顺天命”，孟子对其进行了发展，认为民心即代表天意，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主张“以民心而察天意”。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感化对其改变和塑造。梁启超评价：“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在治国理政中，儒家主张通过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长幼尊卑秩序来稳定社会，主张为政者首先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引导民众建立思想道德规范，所谓“其身正， 不令而行”，同时也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体恤民情、善待百姓。

儒家治国思想中有浓烈的政治伦理化倾向，强调个人的修为和人的自觉，也描绘了美好的图景，有着很强的感召力。但是，儒家治国思想中也存在理想化的一面，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道德建设和“礼” 的约束并不能解决国家治理中的所有问题，在“礼崩乐坏”、诸侯纷争之时，德治、礼法在效能上往往显得不足，需要注入新的思想加以改造。

法家对儒家进行了很好的补充，与强调仁、德、礼的儒家不同，法家强调法、术、势，强调富国强兵、严刑峻法。商鞅提出“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所谓“势”，指的是一种力量，是权势和威势，强化“势”就是更注重国家治理的效果和效率。韩非子说“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 他认为用忠顺孝悌之道治理国家效果并不好，主张必须用“法”， 提出“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 群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法家强调以“法” 治国，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战国中后期，李悝、吴起、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分别在魏国、楚国和秦国实施变法，除强调法治外，他们还提出废除井田、重农轻商、实施耕战、奖励军功等改革政策，取得明显成效，尤其是商鞅变法，使秦国在战国诸雄中脱颖而出，最终统一了天下，显示出法家思想在治国方面的效力。但是，秦朝建立后又很快灭亡了，其速亡的教训也引发了人们对严刑峻法能否带来长治久安的反思。

汉朝建立后一度实行“黄老之治”，后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学作为治国的核心思想，但在具体治国方略中，汉武帝也借鉴了法家的许多主张，如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实施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等。到了东汉末期，随着皇权的衰落和国家陷入战乱，儒家的正统地位也受到了挑战，曹操在治政方面“揽申、商之法术”“不官不功之臣， 不赏不战之士”，法家思想重新受到重视。在此之后，历代治政者对儒家和法家普遍采取了兼容并收的态度。唐朝重儒家，但科举中也设有法家科目。宋朝时，儒家地位进一步上升，但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思想更偏重于法家。

隋唐以后，治国思想越来越呈现出儒法互补的局面，有人称之为“王霸杂之”，有人将其总结为“外儒内法”，这种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理念，是将尊顺民心民意与追求治国效能有机的统一，通过二者的深度融合互补，使法家的法治成为儒家善政的制度保障，使儒家的德治成为法家制度建设的价值基础， 从而避免了只强调其中一项所带来的偏差。

乡村治理

中国有广阔的地域空间，除了思想、文化、制度层面有很大的整合和治理的难度外，单从行政管理的技术层面看也极为不易。古代交通、通信手段原始落后，因技术原因而导致分崩离析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为克服庞大国家的治理困难，中国历代王朝探索出许多有效的措施，独特的乡村治理模式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重血缘和亲情，中国的基层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 乡村是血缘宗亲与有限地域范围内的共同体，中国历代统治者深知， 将皇权伸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在广大乡村更多地利用乡绅来进行管理，官、吏、绅三者的有效配合，实现了基层的长治久安。

古代的乡绅来源很广泛，既有卸任回乡的官员和暂居乡里的官僚，也有无官无名但在地方上素有威望的乡里领袖、宗族长老，他们不入官职品级，但在协调上下关系、维持地方安定、化解矛盾冲突方面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秦朝到唐朝以前，中国乡村普遍实行“乡亭制”，乡亭人员虽属官派，但利用民间力量的协助是其不可或缺的治理途径。唐朝设立里正，乡一级组织虽然还在，但里正发挥的作用更大。宋朝以后“保甲制”开始施行，保甲、乡里并存，但乡里的作用越来越弱化，保长、里正等乡村本土人士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实质性作用，农民之间产生矛盾往往不是去官府诉讼，而是依靠本地有名望的乡绅调解。基于这种特点，自古以来就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依靠乡绅治理乡村，不仅可以强化宗族观念和儒家思想，从而凝聚乡村力量、维护乡村秩序，而且可以减轻治理成本、解决广大基层难以治理的技术难题。从秦汉建立三公九卿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各代的管理体制不断充实和完善，但官员的人数却总体上保持着较低水平，清代学者刘献亭在《广阳杂记》中统计：“汉光武时，省官止七千五百余员；唐时文武官一万八千八百余员；明洪武初，武职二万八千余员。”虽然该统计未必完全精确，但大体反映了这些时期官员队伍的规模状况，上述数字肯定不包括服务在广大乡村的吏员和乡绅，否则总数恐怕会增加数倍、十数倍不止。

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有着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间中国也屡屡面临内部和外部挑战，但无论外敌的入侵还是内部浩劫，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整体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从而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很早便裂变为许多个国家。

近代以来，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文化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治理方面也如此，但站在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去看，那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和模式也许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但在大多数时间里它都是领先的，中国古代辉煌物质文明与璀璨文化基于此而产生，中华文明未曾中断、中国“大一统”王朝始终持续也得益于此，它是古代的“中国模式”和“中国智慧”， 我们对此应充满自信。

农业社会的共同体形式(从家庭、家族到天下)都是以身份而建立起来的，“身份即是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前提，也是确定共同利益边界的手段。……如果说在某一王朝的统治区域内也有共同利益的话，从根本上，也是服务于统治阶层的共同利益需要的”。

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所蕴含的基本逻辑是一种“国家本位主义”——承认“社会之上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实体，国家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而统治者又是有着自身的特殊利益要求的，政府无非是服务于这种特殊利益要求”。

由此，农业社会的“统治型国家”的治权完全掌握在领主(贵族)或皇帝(君主)手里，领主或皇帝及其王室成员、派出机构和人员在实质上组成了朝廷(即“统治型政府”)，君王的统治利益正是通过朝廷对全社会的治理来实现的。

节用裕民其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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